近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10个项目入选。该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范围，考古人扎根田野、追本溯源，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省平潭岛，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建立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年至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全面揭露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深化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地区扩散历程的认识，为探索南岛屿族起源和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开展的首次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分布演变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时期的细白瓷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该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高峰的见证，对中国的陶瓷发展史具备极其重大的贡献。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考古工作者跋山涉水，破解文明密码，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是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系统，但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同时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介绍，该遗址于1970年被发现，随后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3次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在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物质文化相同，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商王朝和周围方国的关系、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和域外其他文明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专家这样认为，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近年来，多学科知识与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为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专家觉得，采用多学科合作方式获得重大研究成果是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突出特点之一，比如考古人员对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开展了环境考古，玉器、金器、青铜器检测分析及骨胶原、碳十四测年等研究，并进行骨同位素、骨骼疾病、古DNA研究等，在青铜、玉器矿物原料来源，墓地人群卫生饮食健康，古族群间的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探索商文明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954年冬，湖北省国营五三农场（即今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挖掘石龙干渠时，挖出了大量红烧土块和石器，引起重视。经过2个多月的勘探调查，考古人员确认该地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该遗址后被命名为屈家岭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等在此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屈家岭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等10余处地点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屈家岭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在于发现了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和高等级建筑区。史前水利系统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反映了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新高度，为研究长江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2023年，考古队会同水利学、环境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
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介绍，经系统勘探和多地点发掘，在屈家岭遗址发现多组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是目前已知的构成要素最为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
多位专家觉得，屈家岭遗址完备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调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被动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其治水范式再现了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的重要考古依据。
磉墩，中国传统建筑中一种独特的石制构件。2021年，在屈家岭遗址中心区，考古队偶然发现了纯净的黄土台基，紧接着一处红烧土磉墩显露出来。“随即，更多的磉墩被揭露出来，能确定发现了建筑基址。”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德伟说。经过接下来近两年的考古发掘，引起考古学界格外的重视的屈家岭宫殿式建筑——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初露真容。据介绍，这是已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
屈家岭遗址考古队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合作，持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植物考古表明，屈家岭遗址各史前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残留物分析表明，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陶杯与壶形器和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关联。
陶洋表示，屈家岭遗址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多角度、多维度地展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样本。
下一步，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将重点厘清高等级建筑区的完整布局，深化屈家岭遗址的价值内涵，讲好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故事。
2020年，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临沂市沂水县河奎村发现象门齿等骨骼化石，后来被确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跋山遗址。之后，相关团队陆续在周边发现水门遗址、水泉峪遗址、葛庄遗址、沂河头遗址等，累计新发现遗存数十处，时间均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后被统一称为跋山遗址群。
跋山遗址北面距离山东省第三大水库跋山水库溢洪闸约300米。2020年7月，跋山水库泄洪，下游河流东岸河滩受到冲刷，原本埋在地层内的象门齿等大型哺乳动物骨骼化石露出。当地文物部门发现后，立即上报情况。后经专业技术人员确认，该地点为旧石器时代遗址。
2021年4月开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临沂市、沂水县有关部门配合下，组织人员对跋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跋山遗址考古队在周边做出详细的调查走访，据村民反映，在附近河滩、周边台地经常能捡到动物骨骼。考古队员据此推测跋山遗址附近，应该有更多遗存点。
迄今为止，考古队连续3年对跋山遗址及周边进行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出土遗物逾2.6万件，多为石制器、动物化石及骨制器。
在跋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示厅，记者看到，大量骨制器、石制器被整齐摆放在桌上，每一件文化遗物都有特定编号。埋藏数万年之后，骨制器、石制器的人工打制痕迹依然非常明显。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象牙质铲形器。其最大长宽为53.5厘米、7.5厘米，所在层位不晚于距今9.9万年。其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充分的利用，再现为应对冰期、间冰期交替出现带来的环境变迁，远古祖先不断调整适应策略及维生方式的历史场景。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区域。经几古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山东已建立起清晰的新石器时古学文化谱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守功介绍，旧石器时古工作开展相对滞后，缺乏系统调查和规范发掘，也缺乏对相关遗存的深入研究，问题大多是没有可供学术交流和深入比较研究的典型遗址，发现跋山遗址，并据此开展沂河上游区域旧石器时代专项调查及发掘工作，使这种局面正在被改变。
跋山遗址考古队领队李罡和记者说，以跋山和水泉峪为代表的跋山遗址群完整揭示出距今10万年至2万年的地层剖面，在时空上完整展现了古人类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将散布在周边地区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石英旧石器遗存完整连接起来，揭示了晚更新世华北、华中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说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长期连续发展的特点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已显现。
商都书院街墓地位于河南郑州商都内城东南区域，距今约3400年，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结构布局清晰，年代明确，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发掘现场负责人黄富成介绍，经过70年来的考古工作，郑州商都内外城垣、宫殿区、窖藏坑、作坊区、祭祀遗址、墓葬区、夯土建筑、水利系统等遗址布局已明确，但内城东南区域没有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工作。2021年4月，为配合郑州市老城区基本的建设，考古人员对书院街开展考古工作。“刚来此地时，这里堆满了周边拆迁留下来的建筑垃圾，能够说是垃圾堆里找宝藏。”黄富成坦言。
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背后，不能离开考古工作者的坚守与执着。清理垃圾、布探方、提取文物……考古人员不断有新发现：该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墓葬20座，排列有序，等级关系明显。
在这批墓葬中，编号为M2的中心大墓尤为引人注目。该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是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
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出土了一件金覆面。这件金覆面为扇贝形结构，无穿孔，周缘内捲用于钩扯物品的固定，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3.52克，含金量为84.36%。专家推测，其下应该钩挂有机质的衬托物，覆盖在墓主人脸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此前，我们很关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没想到，比三星堆遗址早100多年，在商王朝已有黄金做覆面的习俗。”
此外，书院街墓地兆域的发现填补了郑州商城空间布局的空白，使商代王都的文化要素更加明晰。专家这样认为，书院街墓地发现的兆域，是早商时期这一制度首次发现，把中国兆域制度推到了早商时期。
郑州市文物局负责这个的人说，郑州市针对商都书院街片区已经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保护、展示、利用规划。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沉浸式体验商文化的重要街区。